我们曾一道喝酒

一起听流浪者为我们唱他写的新歌

我们写诗 眼红肿着

谈我们肝肠寸断的祖国

为一位热爱的俄国诗人或阿根廷盲者

整晚谈论图书馆失窃的可能

我们聊彼此欣赏的女孩

从那些眼神里猜谁的希望大

然后我等各奔东西

然后每早八点准时上班 经受蹂躏

然后我等各自娶亲

盘算本地楼价

每月花销的最低可能

多年之后

我读到他寄来的早年诗作和信

说现在 已很少再写

我当时真愤怒呵

这就是

他妈的人们所说的“大好年华”